“影片讲的就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心声”“有温度有深度”“第一次看电影结束全场鼓掌”“不同年龄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感动”
电影要演绎的是一种力量:在祖国变强变好的背后,是无数普通人在辛勤努力,在默默付出,像你,像我。
中国有5000年的文明史,曾创造多个辉煌盛世,且有1500年雄居世界之冠。新中国的70年,相对于历史长河,只是短短一瞬,但放眼过去,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这样注重普通人的力量和价值。
开国大典当晚,首都人民,观看焰火表演。队伍走过金水桥前,人们举起灯笼、火把,高呼“毛主席万岁”。在城楼上的,则不断挥手,高呼“人民万岁”。
当晚,李讷好奇地对说:“爸爸,人民群众喊你万岁,你喊人民万岁,真有意思!”激动地说:“这样才对得起人民啊!”
时间线拉回到新中国成立的前夜,这也是《我和我的祖国》电影的第一个篇章“前夜”,所讲述的故事。
1949年9月,林治远接到一项任务。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要修建一根国旗旗杆。旗杆的结构设计,将由林治远来完成。
林治远当时是北京市建设局技术负责人。根据要求,旗杆的高度应与城楼一样高,即35米。
现在看来,35米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刚刚解放的北京,百废待兴,要找出适合做旗杆的材料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得多。林治远开始了全城的奔波寻找,终于在自来水厂找到4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一节一节套起来焊接。可是,焊接完后,一测量,发现长度只有22.5米。
万般无奈之下,林治远只好将旗杆的高度上报。经过批准,确定旗杆高度就为22.5米即可。接下来,是如何构建一套自动升旗系统,这对林治远是更大的挑战。
林治远无比清楚这项工作的意义。开国大典上的升旗仪式,是一个新生政权站起来最好的象征。
为了开国大典当天,站在城楼上按下电钮就能升起国旗,林治远从旗杆下引出一条导线,从长安街中埋设的钢管里穿过,再顺着城楼东南角上升至城楼中央,与城楼上安装的开关连接在一起。
那段时间,林治远一行人整日奔波于旗杆与城楼之间,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试验自动升降设施运作情况。当确认自动升旗系统没有一点问题后,他们才于9月下旬拆除了旗杆周围的脚手架。
关键时候,请来了两个擅长搭棚彩的工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从云梯顶爬到旗杆顶,把红布取了下来。
经过一夜抢修,直到10月1日凌晨,林治远才确认自动升旗系统没问题了。但他悬着的心,始终没有放下。
原来,为了确认和保证新中国第一面国旗在开国大典时万无一失、顺利升起,李元甫四人作为护旗手,在自动升旗系统万一出现故障时,立即实行人工升旗。
在开国大典的背后,是林治远们,是李元甫们,是这些我们在宏大历史叙述中未曾听过的小人物,环环相扣,协助完成了一个新政权诞生的重大仪式:
宋树信找遍北京城,找来了符合标准要求的红绸和黄缎,交给女工赵文瑞,赵文瑞连夜赶制出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罗浪组建一支200人的军乐队,负责开国大典的奏乐任务,而他们的180件乐器,基本都是战场上缴获来的战利品。
刘善本率领的空军受阅梯队,由5种不同机型“混搭”而成,能用上的飞机都用上了。周恩来说,飞机不够,我们就飞两遍。17架飞机,硬飞出了26架的感觉,真心不容易。起飞前,每个飞行员都留下一段誓词:我参加检阅,一旦飞机发生故障,宁愿献出生命,也不让飞机掉在广场和附近的建筑物上。
张文桂负责当晚鸣放礼花,点亮夜空,但他根本不知道何为礼花,也找不出礼花,最后燃放的礼花是苏式信号弹。
1949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不到679亿元,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工业基础十分薄弱。
这年9月,孟泰光荣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和他一起受表彰的,总共464人,他们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全国劳模。
据新华社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4次劳模表彰会议,在会议名称、评选条件及表彰对象等方面差异明显,表彰重点从工农兵转移到工业战线先进人物,再到文教战线先进人物,这与当时中国恢复生产、发展工业,提高劳动生产力水平的发展需要紧密呼应。
新中国对经济发展路径的选择,从立国之初就认定了第一先考虑重工业这条路。这与当时紧张的国际关系密不可分。
1953年,指出,因为我国过去重工业的基础极为薄弱,经济上不能独立,国防不能巩固,帝国主义国家都来欺侮我们,这种痛苦我们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如果现在我们还不能建立重工业,帝国主义是一定还要来欺侮我们的。
在快速推进工业化的指导下,到1978年改革开放前,中国不仅造出“两弹一星”,保证了国家安全,而且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改善了工业布局,为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不管是东北的重工业基地建设,还是1964年后掀起的“三线建设”高潮,我们看得到的是国之重器的崛起,看不到的是无数劳动者的悲喜。
42年前,高中毕业的陈招兵,作为“高材生”被村干部留住了。他挎着一袋书走进湖南桂东县沤江镇青竹小学的土坯房,用小锤子敲响一块生铁作为上课铃,成了村小学的老师。
42年过去,学校教室从土坯瓦房到青砖瓦房,再到如今的砖瓦混凝土结构楼房,老师们陆续下海经商或调动进城了,最终只剩下陈招兵,坚守如初。他一个人撑起了一所学校,既当校长又当老师。
去年,陈招兵到了退休年龄,但由于当地乡村教师紧缺,他只好办了退休手续后返聘回青竹小学,继续做那个唯一的老师。
有人估计,今天25岁以上、50岁以下的中国人,有80%接受过乡村教师的教育。人们不会忘记,是这几百万乡村教师填补了中国教育的空白,撑起了中国教育的大梁。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盲率由80%下降到4%,基本消除青壮年文盲,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高达94.2%,创造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基础教育奇迹。
目前,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2017年,我国学校数量已达51.2万所,教师1578万名,在校学生2.65亿人,各级各类教育规模均居世界首位。
用教育部部长陈宝生的线多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义务教育普及之路。我们用十几年时间,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跨越。
但不管时代如何变迁,乡村教师依然是振兴乡村教育的希望和力量所在。任何一个时间里,都不能忘了这群不起眼的启蒙者。
1992年,57岁的蒋开儒怀揣2000块钱,从黑龙江坐了70多个小时的硬座火车,来到深圳站。
半个月后,他给妻子写信,讲述深圳见闻:“特区的女人怕热,特区的男人怕冷。三伏天的男人们西装革履,高贵锁衣领。三九天的女人们,华丽飘短裙。不讲谦虚谈自信,不排辈分排股份,不找市长找市场,不求安稳求创新,不惜汗水惜光阴。光阴就是时间,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来深圳前,蒋开儒是黑龙江一个县的政协副主席,来深圳后,他成了“打工仔”。在一家艺术团当临时工,每月工资1000多块,是原来的5倍。
一天,蒋开儒到海边找灵感,脑中浮现出了三句歌词:“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他异常兴奋,后来一口气写出了《春天的故事》,从1979年写到了1992年。而后这首歌成为传唱最广的赞美改革开放的歌曲。
1992年初,视察深圳发表南方谈话,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指明正确方向,带来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春天。这一年,百万淘金者南下。这一年,华为公司销售额突破1亿块钱。这一年,华侨城集团旗下的锦绣中华创下了730万的入园量,这个中国主题公园入园量的纪录,至今未被超越。
1981年,深圳人的日常娱乐,是到工人文化宫看一只疯了的猴子。8年后,1989年,深圳“锦绣中华”正式营业,标志着我国第一个大型实景微缩景区主题公园诞生,一下子把这座城市的文化旅游水准提升到了国际水平。视察深圳时,专门参观了锦绣中华,参观后,他说,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上涨的速度,人民的精神文明建设也可以搞上去。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城市建设成就举世瞩目。仅以城市数量为例,1949年末,全国城市共有132个。2018年末,城市数量达到672个。
如果非要找出一座城市,作为改革开放城市建设成就的典范,那么,首选必定是深圳。尽管,这是一座太过年轻的城市,今年才迎来它成为特区的第39个生日。
“全世界超过4000个经济特区,头号成功典范莫过于‘深圳奇迹’。”英国《经济学人》这样评价。
深圳的干劲无可挑剔,这座创造了1000多项“全国第一”的神奇城市,蕴含了新中国崛起的许多侧面。
2018年,深圳首次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经济总量第一的城市。在1979年,深圳的GDP只有1.96亿元,还不足同期香港的0.2%。而40年后的今天,深圳不但GDP超越了香港,也跻身亚洲城市前五。
深圳的崛起,是1300万人口、310余万家企业一同打拼的结果。在这背后,仍然是无数人的无声付出,虽然建设的是世界一流城市,但精神和力量,与服务乡村教育的老师、建设祖国重工业的劳模,都是一样的。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用这句话来形容每一个奋斗者与深圳的关系,再恰当不过了。
最近,每天都能够正常的看到盘点新中国70周年辉煌成就的文章,观察角度因人而异。但我认为,新中国70周年最突出的功绩,就是上面讲述的三个方面:工业、教育与城市。
工业托起经济发展的整个盘子,教育关乎人才教育培训与阶层跃升,城市则是一切发展成果的载体。
然而,在这所有看得见的辉煌之后,是无数普通如你我的中国人,用自己的微光一点点、一点点点亮了夜空。
就如同电影联合出品方华侨城集团,我们很容易记住其文化旅游产业的成就,但是我们鲜有机会知道,类似华侨城这样,与祖国风雨兼程、一路走来的这一些企业,内里所蕴含的,那无数平凡个人的伟大付出。时代记住了你们的成绩,但你们很少被时代聚焦。可是,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你们的奉献就无人铭记吗?
不是这样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行程,推动它的正是一个个你我这样的普通人,这可能也是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赤子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