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逝世，广场降半旗志哀。图片来源于《人民画报》

  新中国成立后的65个年头里,即便不计算刚成立时升旗不规律的情况，广场中心的五星红旗也已经升起不下2万次。

  伴随第一缕晨曦升起，在落日的余晖中下降……踏着太阳运行的节奏，广场旗杆上的国旗犹如不断摆动的巨型钟摆，日复一日刻录着共和国的年轮。

  广场升降旗仪式从最初的简单到愈发庄严隆重，一次次的变迁折射出新中国的成长。2万多次的升降之中，偶发的降半旗哀悼，并不专属那些伟大的人物，也曾数次念及那些没有姓名的芸芸众生。

  北纬39度54分26.37秒，东经116度23分29.22秒，从这个点向四周扩展44公顷土地，铺着特制的浅色花岗岩条石，这里是广场，也被比喻为整个中国的心脏。

  60多年来，这个广场不仅记录了若干重大的历史事件，依托它形成了各种永久或临时的建筑，也成为代表这一个国家的符号。在国庆来临之时，北京青年报记者再次靠近这些举国熟悉的符号，去发现其中那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9月24日，北京迎来了大晴天。清晨5点30分，广场上等待观看升旗仪式的人聚集了不少，围着旗杆形成一个紧凑的扇面。深秋的空气里透出阵阵寒意，却丝毫没影响等待者们的耐心。

  “我们早上4点就出发往这边赶了。”来自河南的少年杨洋和父母一起来北京旅游，到广场看升旗是他们此行最重要的行程之一。“以前总是在课本和电视里看广场升国旗，一直梦想着能来现场。”杨洋的父母都是老实本分的农村人，和很多初次来北京的人一样，观旗也是全家必选的旅游项目。“昨天就来了一次，来晚了，没能赶上，今天我们特意4点就往这赶。”杨洋一家住在北五环边上的一个小宾馆里，为了能赶上升旗，一家人又是步行，又是换车，光在长安街上就步行了近三站。

  清晨6点，国旗护卫队从中心拱形城门出现，军靴声越过了金水桥、长安街，来到了广场的升旗台，护送五星红旗的36名战士英姿飒爽。刚刚还在嬉闹的人群自发安静了下来，人们屏息凝神，目光紧紧盯着护卫队战士们的每一个动作。

  当战士们走到旗杆下，第一缕阳光正好打在广场上，庄严肃穆的升旗仪式开始了，在《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迎着朝阳冉冉升起。仰望着五星红旗，衣着各异的男女老少全部表情肃穆，嘴唇伴着国歌微微翕动。

  65年前，北平和平解放，为迎接开国大典，广场进行了大规模整修，清除广场内的地面障碍物之后，一根22.5米的旗杆竖立起来，只不过当时的旗杆比现在矮10.1米。那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按下按钮，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这根旗杆一直服役到1991年5月1日，一根更高、更先进的旗杆接替了它。对于那次“新老交替”，在国旗护卫队服役14年的护卫队指导员彭凯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广场及长安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旗杆的高度、风格与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和毛主席纪念堂已不太相称，目前的旗杆总长32.6米(含埋入地下部分)，是首钢职工用四节无缝碳素钢管焊接而成。旗杆底部还设有安全保护装置，锁定升旗按钮后，可以有效的预防因误碰而出现国旗下降或国歌突然奏响等意外。

  按照《国旗法》，国旗有5种型号，最大的一种长288厘米，高192厘米；最小的一种长96厘米，高64厘米。不过，广场上悬挂的国旗是个特例，长5米，宽3.3米，是全国升降的国旗中最大的。

  位于通州区的北京市京工红旗厂，是北京市政府指定的国旗定点生产企业，“一面旗子的生产看似简单，可其中蕴含的内容很多很多，特别是国旗，更多的是要从完成国家政治任务的高度，做好每面旗子的细节生产。”公司一位负责人说，为了确认和保证国旗质量，他们引进了先进的水洗设备、烫平设备、蒸化设备、甩干设备和数码印染设备，力争每一面旗子都做到最好。

  为确保国旗的圣洁和完整，广场上空的国旗基本上每天都要更换一面。每逢重大节日，必须更换新国旗。“即使国旗不受损，悬挂的最长时间也不能超过3天。”彭凯说。

  “国旗由地区管理委员会负责发放，每隔一段时间，我们会把用过的国旗交给他们换新的。”彭凯说，每面国旗上都有特殊的编号，印在旗身不显眼的地方。

  更换下来的国旗，由地区管理委员会负责收藏保管。具有特殊历史意义和参加过重大活动后的国旗，则会被特别保管。比如，开国大典的国旗已作为国家一级文物保管在原中国革命博物馆，历次国庆庆典上所升降的国旗曾随“神舟”一号飞船翱翔太空，现在也被有关部门收藏。

  国旗本身也随着我们国家科技水平的提升而经历过变化。“以前技术达不到，国旗是用两面材料拼在一起，在阳光照射下中间会有一道印记，现在则是一整面缝制，看上去更漂亮。”彭凯说。

  历史上，曾有三面“特号国旗”被作为礼物外赠：上世纪八十年代时送给老山前线的战友、汶川地震时送给抗震救灾部队、奥运会时送给国家举重队，“这可不是随便想送就送的。”彭凯说，这三面国旗都曾在上空飘扬过，因此更加珍贵。

  作为五星红旗的守护者，国旗护卫队队员并不是从新中国成立时就有的。成立初期，由于旗杆下的电动升旗装置是由冀北电力公司北平分公司设计，所以升旗任务曾交给北京市供电局。1951年至1976年的26年间，一直是北京市供电局的胡其俊负责升旗，他也因此成为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升旗手。

  1977年5月，北京卫戍部队接过了升旗的任务，“国旗护卫班”由此诞生。不过，当时并没有升旗仪式，只有两名战士负责，一人引路，一人扛旗，经过长安街时，还得给机动车让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1990年颁布后，升旗仪式的庄严性被提上日程。1991年初，“国旗护卫队”应运而生，当年5月1日起，广场开始实行新的升降国旗仪式。

  此后，无论、酷暑隆冬，由36名队员组成的国旗护卫队，天天都会气宇轩昂地从城楼走向广场，执行升降旗任务，升旗仪式由此变得更神圣。护卫队出帅哥众所周知，他们从各部队新兵中挑选，每年选50名左右。政治合格、能吃苦、体质过硬是三个标准。

  “五官端正是必须的了，身高要在180cm-190cm之间，关键是要协调，不能身子长胳膊短，一般要是身高在180cm，两臂展开也要达到180cm才行。”彭凯说，挑来的兵还要再经历4个月的新兵排加强训练，最终通过考核的才能留在护卫队。

  新兵加强排训练最考验人的意志。普通新兵连训练涉及11个科目，而护卫队的新兵排加强训练称得上枯燥，每天训练的内容只有齐步、正步、操枪、军姿，这是升降旗的专项动作。除了枯燥，训练时间还很长，从早上5点30分起床到晚上11点左右，除去休息时间，一天的训练时间长达12个小时。

  然而，就算通过层层考验留在了护卫队，也未见得就能上方阵执行升降旗任务。每批新兵里能上方阵的最多也就不到20人。为了争取到上方阵的机会，战士们各出奇招：背包绳绑在膝盖上练习站军姿，保证腿部笔直没有缝；大头针别在衣领上，尖的一头对着脖子，一旦头歪了会被刺痛；背上绑着十字架，保证背部保持挺直……这些严苛的训练方法，大多是战士们自己想出来的，有的人甚至在晚上睡觉的时候都坚持绑着腿。

  曾经有一段时间，广场每月会举行三次“大升旗”，即在每月1日、11日、21日和重大节日的升旗仪式上，武警军乐团会在这样一个时间段出现。2004年6月之后，为了地区治安管理的需要，武警军乐团改为只在每月第一天及重大节日时参加升国旗仪式。

  军乐团不仅会在升旗现场伴奏，当国旗护卫队方阵从城楼走向广场时，军乐团还会随行演奏《歌唱祖国》。“每月1日升旗前一个小时，军乐团会抵达城楼北侧做准备，我们还会与他们进行合练。”彭凯说，这种正式的合练现在每月只有这一次。平时没有现场伴奏时，他们就听着录音一遍遍练习踩乐点。

  无论是平时升旗时播放国歌录音，还是重大节日的现场演奏，都会连奏三遍国歌，以配合国旗与太阳同步升起的节奏。

  在国旗升起的两万多天里，也偶尔有降半旗的时候。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后至今我国共出现过不下50次左右下半旗的情况。

  其中，最多的还是为国家领导人下半旗，不少于30次左右，包括周恩来、朱德、、郭沫若、罗瑞卿、、、宋庆龄、、、、、、、、、王震、、陈云、、彭真、等。其次享受这一殊荣的是一些和中国关系友好的外国元首和政党领袖，经统计不少于17次，包括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前越南主席胡志明，法兰西共和国前总统戴高乐，前南斯拉夫总统铁托以及前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等。

  在两万多天里，为国外牺牲的烈士下半旗的情况不少于2次，一次是1999年5月12日，为哀悼驻南联盟大使馆遭北约袭击中遇难的许杏虎等三位烈士；另外一次是2010年为哀悼在地震中遇难的8名中国海地维和警察。

  到了新世纪，降半旗的哀悼主体也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历史清晰地记录着那个瞬间：公元2008年5月19日清晨4时许，2600多名各界民众赶到广场。4时56分，国旗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冉冉升起，在场的国旗卫士和民众集体肃立，行注目礼。4时57分40秒，国旗升到旗杆杆顶，在短暂的定格后开始缓缓下降，现场气氛凝重。汶川地震并非共和国历史上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地震，但从那一刻起，共和国广场上的国旗第一次为普通公民的死亡降下了15米。

  有人认为这个变化或许与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的颁布有关。《国旗法》对下半旗志哀作出了较为细致的规定，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人、对世界和平或者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等人士逝世，下半旗志哀之外，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志哀。

  在这之后，为悼念青海玉树地震、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中的遇难者，广场也降下过半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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