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下午，毛主席在城楼上按动电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冉冉升起。2019年国庆七十周年之际，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幕后故事被搬上了屏幕，成为主旋律大片《我和我的祖国》中的第一个故事《前夜》。

  《前夜》讲述的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为保障开国大典国旗顺利升起，黄渤饰演的电动旗杆设计安装者林治远与护旗手老方（耿乐饰）等千千万万参与开国大典的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齐心协力，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终于保障五星红旗顺利飘扬在广场上空。

  真实的历史中，电动旗杆的设计安装是由一个技术团队实现的，花费的时间也比电影中所展现的要长得多，影片中对此作了艺术化处理。黄渤饰演的角色，可以看作是这个技术团队的代表。在这个团队中，有一位姓戴的工程师，负责电控升旗装置的研制工作。就在半年前，他还被关押在的监狱里面，生死未卜。再往前，他是一位红色特工，在“西北王”胡宗南身边潜伏多年。戴中溶，1909年7月2日出生于上海嘉定， 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是钱学森的校友。

  大学毕业后，学校推荐戴中溶到甘肃天水的部队第一师工作，创建无线电通信网，当时担任第一师师长的是胡宗南。戴中溶到胡宗南部队后，向胡宗南提出，一不加入；二可以不参加“总理纪念周”；三可以不穿军装。以示他不问政治，专攻技术。胡宗南对此点头表示同意。通过对戴中溶家庭和社会关系的深入调查，胡宗南了解到戴中溶本人的思想、经历、背景等都很单纯，为人正直讲话直率，很少与他人交往，更不喜欢谈论政治性的问题。由此，胡宗南认为戴中溶可以信任使用，戴中溶也得以放手开展工作。

  戴中溶在胡宗南部队的任务是为其培训无线电报务员和建立无线电通信网。他为胡宗南部队建立的无线电通信网，可以到达营一级单位。放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这已经是世界领先水平了(二战中期的德军，无线电通信也就到连一级)。对于戴中溶的工作，胡宗南非常认可，对他可谓礼遇有加。他的月工资，是一百三十元法币。而当时的物价水平，一百元法币就可以买两头牛了。不仅如此，译电室这样的机要重地，除胡宗南本人和参谋长外，其他人不能擅入，可戴中溶却是例外。因此，他能看到刚译出尚未送给胡宗南的来电和未译发的去电。如蒋介石发给胡宗南的电令和胡宗南给蒋介石的胡部作战计划、兵力部署、部队调动等来去电文。

  戴中溶在译电室看到了以前不知道的或不详细的的种种黑暗腐败内幕，这在他思想上产生了压力，增加了对的厌恶。最终，趁着1936年西安事变后，胡宗南去南京，他也趁机离开胡宗南回了上海。抗战全方面爆发后，胡宗南率部队参加了淞沪会战，损失惨重，1937年底返回陕西整编。这时，胡宗南又想到了戴中溶，邀请他返回部队。戴中溶为了抗战报国，于1938年春回到了胡宗南总部。胡宗南并没有因为戴中溶之前的不辞而别而怪罪他，对他仍然信任有加。委任戴中溶为长官部机要室副主任兼电讯科科长，同时还兼任无线电训练班副主任。

  然而，胡宗南的部队并没有如戴中溶之前所想的那样，重返抗日前线。戴中溶很快就了解到蒋介石调胡宗南的部队到陕西，是为了包围陕甘宁边区，伺机进犯。戴中溶不愿意成为内战帮凶，在悔恨之余，萌生了前往延安，投身抗日的念头。1938年底，戴中溶遇到了自己的妹妹戴中扆(参加革命后，改名为黄葳)，他将自己心中的苦闷以及想法向妹妹和盘托出。黄葳后来将戴中溶打算投奔延安的想法汇报给了时任陕西省委书记的欧阳钦(后来成为黄葳的丈夫)。欧阳钦经过周密考虑，认为戴中溶的经历虽然复杂，尚不失为一个有志的、正直的、要求上进的青年。如果能将戴中溶发展成为情报关系，利用戴在胡宗南部队中的特殊地位和有利工作条件，对于隐蔽斗争将十分有利。

  欧阳钦大胆的报告了中央有关部门，建议让戴中溶继续留在胡宗南处发挥作用，得到了中央的同意。黄葳直接到西安的胡宗南总部和戴中溶见面，告诉他组织上的决定，要他留在胡宗南处工作。因为胡宗南部队围困延安地区，胡的一举一动对延安的影响甚大，地下党组织想在胡宗南处，特别是机要室打进一个人很困难，几乎不可能。戴中溶已经在胡宗南的机要部门和最有利的工作岗位上，决不能轻易放弃。戴中溶的答复是，很想去延安，但服从组织安排。

  黄葳设法安排罗青长(解放后担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国务院副秘书长)与戴中溶见面，接上了关系，从1939年到1941年一直是罗青长代表党组织与戴中溶联系。罗青长后来还把延安派来的王金平(又名田光)介绍给戴作副官。罗青长回延安后，由王石坚继续与戴中溶联系。戴中溶搞情报，不用偷，情报就在他面前，十分便捷。他的主要任务是核对或收集重大的情报，当时地下党组织通过其他途径搜集到的很多情报，都要拿到戴中溶那里去核实真伪。

  由于关于他的事迹没有完全解密，目前所知道的是，戴中溶将胡宗南部队的电讯联络、战斗序列等情况报告延安，特别是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前，当时戴中溶刚好调到新成立的交通处工作，王金平也同去了交通处，交通处掌管全军在铁路、公路、水路的交通运输及通信，戴中溶将电台密码告知与他接头的地下工作者。接着在临战前，根据作战计划，拟定运输计划，规定部队、武器、弹药、车辆、辎重等的运输时间、数量以及地点。全部运输计划用无线电指挥实施。延安那边只要收听无线电便掌握军队调动的全部情报。就这样，戴中溶和王金平巧妙地利用交通处工作的便利条件，恰到好处地传出了情报。在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期间，戴中溶跟随部到了延安，王金平一人在后方也能把西安方面的情报不间断地送到延安。中央曾经发电给予嘉奖。

  关于戴中溶的情报工作，看看方面是怎么评价的吧。胡宗南占领延安时任命的延安市长陈绥民(即曾负责组织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的陈大勋)在逃台后，曾在《中外杂志》1984年8月号上发表文章《延安的克复与失落》，文中提到：“……我军后来之节节失利，主要在收复延安之后之全军攻略均为国防部共谍刘斐与一战区长官部机要室副主任戴仲容(即戴中溶)二人将我军情况全部泄露，致我军功亏一篑，且有后来瓦子街一役，我九十军尽入共军口袋战术中而全军覆灭之惨痛教训。” 又言：“……同时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复为共谍戴仲容等所渗透，以及西安电讯局科长方某亦为共谍，致使后方军政措施与兵员调动，均为共方所洞悉。……”

  除了情报工作，戴中溶还多次帮助延安购买了当时严控的电讯器材。戴中溶的潜伏岁月可谓波澜不惊，直到1947年10月。北平的地下电台被军统破获，电台人员当场被抓，牵连出很多地下工作者。戴中溶与王金平先后被捕，并押往南京。直到这时，胡宗南仍然不相信戴中溶有问题。戴中溶在狱中表现非常好，甚得难友们的好评。方面也找不到任何实质性的罪状。最后，只能以戴的妹妹在延安，给他定了个 “通匪”罪，判了十年刑。淮海战役后，兵临南京城下，戴中溶等同案犯又被转移到杭州。渡江战役后，兵败如山倒，还没有来得及处理他们，杭州就解放了。

  戴中溶出狱后，来到北京。在老上级罗青长的安排下，1949年8月戴中溶被分配到军委三局（后改为通信兵部）任电信总局第一电机修配厂副厂长，1950年3月任起军委通信部器材处副处长、处长。完成了开国大典时电控升旗装置的研制任务，抗美援朝期间在通信兵部组织改装日、美遗留下来的电讯器材，装备志愿军。1955年9月被授予中校军衔。

  1958年8月，戴中溶调任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新技术室副主任。1958年11月起先后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一局、三局处长，1964年8月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三局副局长。参加编订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十二年规划。他参与了我国芯片（半导体）事业的开创工作，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寻找矿源、组织产品研究开发，使我国的芯片事业从无到有，是中国芯片产业的先驱和元老。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的芯片技术始终紧跟国际领先水平，中科院上海冶金所研制的的芯片制造设备离子注入机还曾出口日本。

  他分管上海嘉定科学城的建设实施工作，让上海科学技术大学、电子研究所、电子计算机研究所、半导体研究所，自动化研究所在嘉定相继建成，形成了我国重要的科研基地，获得大量自主创新的科研成果。1972年，戴中溶复出任中国科学院二局副局长，主持了西安长波授时台系统的设计和建设(现在的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建立我国第一个长波授时台，对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国防事业发挥了及其重要的作用。该项目1988年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980年8月任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顾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82年12月在中国科学院离休。1962年至1983年期间，担任中国电子学会历届理事会理事。

  2007年5月11日，胡宗南的“得力手下”，红色特工，开国大典和抗美援朝的幕后英雄，中国芯片事业的先驱和元老，西安长波授时台的主持者——戴中溶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享年98岁。虽然他的事迹还没有完全解密，但目前已知的，就足以惊天动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