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党旗以红色为底色，旗面左上角是由黄色“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党徽，“镰刀”和“锤头”图案位居旗面左上角四分之一处的中央，直径为30厘米。1943年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党旗标准规格是：旗面横120厘米，竖80厘米。这种统一规格的党旗，不是党成立时就有的，而是在建党21年后才诞生的。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党旗式样，是党诞生75年之后规范的，而正式将党旗写入党章则经过了81年。

  1921年7月，中国在上海成立。中国的成立，给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但由于当时处在中，党的先驱者还来不及将一个崭新的革命党应具有的一切考虑周全。在会议留存的文件中，没有提及党的旗帜问题。

  中国成立以后，在大力开展工人运动中，也曾尝试以中国特色的旗帜来引领运动的发展。1922年10月，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派罗章龙、王尽美、邓培等人领导了有5万多人参加的开滦五矿工人大罢工。这次大罢工中，所用的旗帜是用煤矿工人使用的劳动工具洋镐和锤子的实物形态组合而成的。这是由罗章龙等人设计的。洋镐是井下采煤工人刨煤的工具，锤子是井上工人维护设备的工具，二者交叉代表了井上井下工人团结协作。这一简单质朴的设计，直接体现出煤矿工人运动的革命性。

  1923年5月，彭湃领导成立惠州农民联合会，以农民最熟悉、最有力的工具——耕犁为图案，最先打出了“犁头旗”。犁头旗为棉布质地。旗面红色，犁用黄色棉布裁制好，再缝在红旗上。旗的一边缝有白色布质套筒，用于套穿旗杆。

  1924年1月至1927年7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国共迎来第一次合作。第一次国共合作是通过党内合作的方式实现的，也就是员以个人身份加入，用这种形式实现国共合作。在1924年1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员李大钊、谭平山、、林祖涵、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中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占了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一段时期，在中央党部担任重要职务的员有组织部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等人。为了“打倒军阀除列强”，更好地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并基于当时形势要求，中国并没有打出自己的旗帜，而是一直打着的旗帜在开展革命斗争。

  国共合作实现后，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起来，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和新军阀势力，在1927年后加紧反革命扩张，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公开屠杀人，使革命的形势急转直下。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的1927年4月27日，五大在武汉召开。在这种极其特殊的环境下，五大的会场在布置时一边悬挂了的党旗，另一边悬挂了一面写有CCP（中国的英文缩写）三个英文字母的红色旗子。这个布置还是反映出国共两党合作的特征。当时就是以这样的一面旗帜代表中国的。7月中旬，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彻底失败。

  大革命失败，导致了革命的低潮。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意义是重大的。通过胜利和失败的反复，党经历了深刻的锻炼和严峻的考验，初步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此时，中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并成立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1927年8月1日，中国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反动派的第一枪。南昌起义是在“主义不变、旗帜不变、纲领不变、组织不变”的指导思想下进行的，也就是说使用的旗帜依旧是的旗帜。

  但是，反动派的真面目已经彻底暴露，这也迫使中国必须竖起自己的大旗。1927年8月7日，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并提出要抛弃旗帜的意见。这次会议虽然确定了发动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反动派的方针，但大多数人依然主张用的旗帜。

  八七会议后，出于对革命形势的清醒认识，多次提出有关旗帜的问题。8月18日，在湖南省委会议上结合调查中取得的第一手资料，通过你自己多年来的工作经验，在谈到“举什么旗”时，坚决主张：湖南秋收起义时“我们应高高打出的旗子”，不能再照八七会议规定的那样，打“的旗子”。8月20日，给中央的信中提到：我们不应再打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的旗子以与蒋唐冯阎等军阀所打的旗子相对，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我们则应立刻坚决地竖起红旗。

  这是人首次明确“旗子”性质的论断，虽然此时所说的“打出的旗子”还不能单纯指具体意义上的党旗，还具有“主义”“路线”等更深层次的含义，但部分人已经在思想层面上有了觉悟，这个觉悟就是：必须要“打出的旗子”，革命才能成功。

  1927年9月9日，、卢德铭等在湘赣边界领导发动秋收起义，部队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这时，再次提出秋收起义应该打出一面自己的旗帜，并责成工农革命军参谋何长工具体负责。

  多年后何长工回忆，“旗子和袖章图案是当时师部副官杨立三和我在修水设计，并请人按图案制作的”，“由我设计制作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鲜艳的红旗中间，一颗大五角星，星中是镰刀和斧头的图案，靠旗杆有一条十厘米宽的空白，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番号，十分耀眼、十分威武……”就这样，“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成为中国真正亮出的第一面正式旗帜。从此，中国人鲜明地举起了自己的旗帜。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 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在《西江月·秋收起义》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对于这首词，由十几位文学界名家集体编写的《诗词鉴赏》，对词中的“斧头”二字注释道：“斧头：党旗上的锤头当时常被误以为斧头。”注释者认为，诗词应该把军旗上的党徽写成镰刀锤头才对，而写成镰刀斧头是因为受到了当时错误习惯的影响。但事实不是这样的。在秋收起义时，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下辖的第1团有徽章，在这枚留存下来的极为珍贵的徽章上，我们正真看到图案也是镰刀斧头。这是一个相互印证的关系。从《西江月》的格律上讲，第二句的末两个字，都应该是平声，写成“锤头”是正合适的，但却违反格律写成“斧头”，可见是有意那样写的。他认为军旗就是镰刀斧头，应该如实摹写军旗的式样。作品风格常常是作者风格的再现。词作于秋收起义当年，他对自己领导的起义军的旗帜，应该是不会记错的。也就是说，词中的“旗号镰刀斧头”一句，不是误写，而是写实。

  军旗设计好后，修水县数十名裁缝义务承担了军旗的缝制任务，布店老板无偿献出当地的平江红布，突击制作了100面红旗、1000枚袖章及标识不同的部队番号后，分发到各团、营、连级单位。

  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军旗是中国打出的第一面“标准”旗帜。这样一个时间段我们大家可以理解为党旗和军旗是一体的。从旗帜的图案元素上看，这面军旗已经具备了日后党旗式样的主要元素，此后的党旗与这面军旗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

  秋收起义后，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明确宣布放弃的旗帜，正式提出了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在这一年的10月15日，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通过《广东省委第十四号通告——最近工作纲领》，精确指出：“要坚决勇敢地树立工农革命的大旗……建立工农政权。”“废除国民革命军的名义，改称工农革命军；废除旗，改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这是党的领导机关第一次作出的关于党的旗帜的正式决定。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镰刀斧头”能够说是党徽、党旗的代名词，也得到普遍认可。“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的党旗图案式样，基本框定了党旗的轮廓和构成要素。

  “镰刀斧头”的党旗式样，主要是受到俄共（布）或是说以俄共（布）为核心的共产国际的影响。早在1922年1月，中国派的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受到了列宁的亲切接见。会场上，悬挂着共产国际使用的徽记“锤头镰刀”，表示国际布尔什维克党是以工人、农民为主力军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这一年的7月，在二大上，正式决定中国加入第三国际，也就是共产国际，作为第三国际57个支部之一。受此影响，中国领导的工农红军和苏维埃的旗帜相继出现过“镰刀斧头”和“五角星”的标记。

  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爆发。起义的将士将的旗等徽章抛弃在街上，换上红领带。一时间，“镰刀斧头交叉的红旗，飘展于全广州市”。

  随着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爆发，中国武装反对反动派的斗争以星火燎原之势在全国迅速铺开。各地党组织在领导武装暴动的过程中，纷纷打出代表工农武装的五星、镰刀、斧头或锤头等图案组成的红旗。此时使用的党旗，都是各级党组织就地选材制作的，限于当时的艰苦环境，还未形成统一的规格样式。

  1930年4月，颁布了《关于红军各级军旗的规定的通知》；1930年10月，中央颁布《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对红军军旗作出规定。在此基础上，1931年3月18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苏维埃和群众团体红军旗帜印信式样》，进一步明确规定了红军旗帜镰刀、锤子和五角星的图案样式，规定把五角星提到旗顶一侧，突出党的领导地位；镰刀锤子放在旗中央，突出工农阶级地位；五星、镰锤一律用金黄色，以增强美感。

  1934年1月22日至2月1日，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会上通过了《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国徽、国旗及军旗的决定》：

  国徽：在地球形上插交叉的镰刀与锤子，右为谷穗，左为麦穗，架于地球形之下和两旁，地球之上为五角星。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上则书“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民族联合起来”。地球形为白色底子，轮廓经纬线为蓝色，地球上的镰刀锤子为黑色，五角星为黄色。

  军旗：红色底子，横为五尺，直为三尺六寸，中为黄色的交叉镰刀与锤子，右角为黄色的五角星。旗柄为白色。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军推进到中央苏区腹地，中央红军主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踏上了长征之路。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旗帜在长征路上发挥了无法替代的精神鼓舞作用。

  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受到不明真相的彝族群众和部族武装的阻挡。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纪律，绝不向彝族同胞开枪。彝族果基家族首领果基·小叶丹深受感动，与司令员按照彝族习俗歃血为盟，举行了著名的彝海结盟仪式，红军授予他“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随后，小叶丹用七天时间将中央红军全部护送出50余公里的彝族区。

  红军通过后，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在小叶丹的带领下，联合其他家族，与军队斗争了5年多。在艰苦的岁月里，小叶丹把队旗当作民族团结的见证和民族解放的希望，珍藏在贴身衣服的夹层里，以躲避反动派的搜查和迫害。

  1941年，小叶丹被捕前，将队旗交到妻子和弟弟手中说：只有、红军讲民族平等，把我们彝人当人看。万一我死后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这面旗帜，将来交给司令员。

  1942年6月18日，在挑起的彝族内部械斗中，出狱不久的小叶丹遭到被军队收买的部族武装伏击，不幸身亡，年仅49岁。

  1950年，冕宁县解放。小叶丹的妻子遵照丈夫的遗嘱，将珍藏的中国彝民红军沽鸡支队队旗郑重交到了时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手中。后来，又将这面队旗转交军事博物馆收藏。

  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尽管旗帜符号不尽统一，但基本围绕“镰刀锤头”这一符号象征而展开，此时旗帜符号的苏俄特征较为显著，但从“镰刀斧头”到“镰刀锤头”的演变则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革命道路的中国特色。

  镰刀斧头图案，实际是对联共（布）的镰刀锤子图案的一种修改。为何需要作这样的修改？这主要与“中国对中国当时工业化现状和工人阶级队伍现状远不如苏联的认识有关。中国的实际是，代表传统手工业者——木匠形象的‘斧头’，比代表产业工人——钳工、钣金工、锻工等形象的‘锤头’，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同时，‘斧头’相比‘锤头’更具有力度，体现出对中国革命艰辛的认识”。红色旗帜是红军称谓的来源，颜色对于直观宣传具备极其重大意义，它的任务是“补充内容并从感情上对内容加以充实。若所选择的颜色与内容不匹配，便会产生不协调，不利于理解”。这样的旗帜让人一眼就看出这是中国领导的工农革命军队。此外，“镰刀斧头”在表述上也是象征性与革命性的结合，如“‘镰刀割断旧乾坤，斧头劈开新世界’。这副对联，生动概括了大巴山下翻天覆地，如火如荼的斗争情景”。这里的镰刀和斧头象征着中国的领导，而割断旧乾坤，劈开新世界则表达革命的成功。

  全国性抗战爆发后，红军以民族大义为重，为抗日救国，忍痛脱掉红军军装、摘下红军帽，换上国民革命军军服、戴上帽徽，又一次举起国民革命军陆军军旗。许多红军战士为换装而想不通，改编后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曾动情地说：“我们取下红星，不是要丢掉它，这里有烈士的鲜血和我们的理想；要往远处看，为了抗日救国，可以把红星保存起来，把它放在心坎里；红星在我们心里，就不会迷失方向……”此后，中国为亮明政治和民族立场，更好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既适应敌后抗日根据地“三三制”政权建设的需要，同时又不影响国共合作的大局，一度以中华民国国旗作为战旗。

  旗帜符号形式的改变只是一种革命策略，关键是在抗日的大环境下，如何构建自己的旗帜符号来引领未来革命前途。中国是在民族主义这一大旗下独立自主地构建自己的旗帜符号的。也基于此，在抗日战争时期，虽说军旗与南京国民政府所规定的军旗要一致，且在各种场合下还要悬挂满地红旗。不过，党旗则是一例外，不受国共合作的影响，所以在陕甘宁边区，在各抗日根据地，在开展党的工作和重大纪念活动中，中国党旗仍高高飘扬，起着巨大的引领和号召作用。

  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开展，作为一个不断走向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开始意识到应该有自己正式的统一的旗帜。

  1943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会议，确定了党旗的样式：党旗样式，长阔为三与二之比，左角上有斧头镰刀，无五角星。会议决定并委托中央办公厅制一批标准党旗，分发各主要机关。按照政治局会议精神，当时中央办公厅制作的党旗，横120厘米、竖80厘米，左上角中间（全旗四分之一处）为黄色“斧头镰刀”交叉组成的党徽图案，其直径为30厘米。旗杆套为白色，宽6.5厘米。旗杆套不包括在整面旗的尺度之内。这样，中国制作的第一批规范的党旗在延安诞生了。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夜，经过紧张周密的筹备，七大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隆重召开。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朱德的巨幅画像，左右两侧斜插着6面鲜艳的党旗，红色的旗面、黄色的镰刀锤头分外引人注目。这是中国第一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悬挂党旗。

  在大会召开前，七大筹委会收到各地代表的许多来信，提出在党的代表大会上，研究中国党旗的有关问题，并作出明确规定；建议党旗式样应统一规范，要体现地域化、民族化的特点。为此，中央专门成立了党旗党歌委员会，全面负责相关事宜。七大召开期间，党旗党歌委员会发出征集党旗图样的通知，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收到来自延安党政军领导机关、中央党校、鲁迅艺术学院、联防军政治部等单位和个人的230多幅党旗设计稿。

  这些应征作品大部分来自基层，受当时经济条件所限，有的用红纸剪贴，有的用染料上色。虽然纸张粗糙，工具简陋，但我们仍能从中感受到广大党员、知识分子、革命青年对党的无限热爱，体现出人心所向，空前团结。

  一是象征工农兵联盟和武装斗争的设计图案。这些设计图样大多涉及镰刀、犁头、铁锤、斧头、齿轮、枪、矛、箭、盾等元素。其中镰刀、犁头等代表农民阶级，铁锤、斧头、齿轮等代表工人阶级，枪、矛、箭、盾等象征武装斗争……这些图案的有机组合，体现出工、农、兵在党的领导下结成的统一战线。

  二是象征中国革命任务、奋斗目标的设计图案。这些设计图样大多为黄色图形和红色背景相结合，象征中国领导的中国革命包含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两个阶段。党旗设计图案中出现象征中国革命任务和奋斗目标的作品，标志着我党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的斗争纲领深入人心。

  三是象征在党内崇高地位的设计图案。这些设计图样，既有的侧面像，还有汉字“毛”或英文字母“M”，体现出党旗的设计者们对的无限崇敬，更表明了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另外，还有诗人艾青设计的“北斗七星”图案，美学家王朝闻、画家华君武设计的“斧头镰刀羽剑”图案，标志中国特殊地位的设计图案，标志劳苦人民大团结的设计图案，等等。这些党旗设计图样，从不同角度体现了党的革命性质、行动纲领和光明的前途，具有鲜明的战斗精神和民族特色。设计图案虽未被采用，但在党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作品也构成《中国党旗档案》中的主要内容。

  1945年5月29日，党旗党歌委员会对这些应征作品进行公开展览。展览采用大张的牛皮纸为衬帘，将图样逐一粘贴在牛皮纸上，每幅图样下方都设有填写意见的方格，要求参观者在自己最喜欢图样的方格内“加上一个圈记”，作为评选结果。为了使大家能畅所欲言，真正作出公正客观的评价，参展党旗图样均不注明设计者姓名，而以编号为序。在当时的延安，看党旗评党旗成为一大盛事。人们奔走相告，争相发表建议，热情描画自己心目中党旗的式样，以此来表达对党的热爱之情。

  公开征集党旗图样，标志着中国已经意识到进一步规范党旗标准的重要性。而从这以后，党旗图案开始定型为“镰刀锤头”。

  国共和谈失败后，发动了全面内战，各地的军旗符号又呈现出多样化的局面：有的使用红军时的军旗符号，有的用党旗符号替代，还有些甚至打出了印有肖像的旗帜符号。这种多样化的旗帜符号，也是由于革命形势急剧变化，还没有来得及去思考统一党内军内以及各解放区旗帜问题。

  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会场上悬挂的中国党旗，左上角是镰刀锤头，中间写“中国”字样，这又明显不同于七大时使用的党旗。尽管延安时期已对党旗的设计样式标准作出规定，但革命战争环境变幻莫测使得党旗符号在不同时空环境里出现不同的制作样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出的《关于军旗的决议》中规定：“中国人民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红五角星加“八一”字样的设计是有其极为深刻的寓意的。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公布中国人民军旗及军徽样式》，规定军旗及军徽的样式时是这样表述的：“中国人民军旗为红地，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表示中国人民自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经过长期奋斗，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中国人民军徽为镶有金黄色边之五角红星，中嵌金黄色‘八一’两字。”同时，对军旗军徽的尺寸及用法都作了具体规定。同日，鉴于各地询问党旗制式者甚多，中央宣传部下发《关于党旗问题的通知》：一、党旗过去无正式规定，现正在拟制中；在未颁布前各地不要自行公布党旗格式尺寸及解释。二、群众自行悬挂中国人民军旗或锤镰旗或满地红旗者，均听便。但误挂苏联国旗者，应善意劝止，免滋误会与造谣。三、苏联国旗为红地，左上角有黄色交叉之锤镰，其上有黄五角星，长与高之比为二比一。苏联无党旗。

  1950年6月，在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党的生日到来之际，各地纷纷询问党旗事宜。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安排参与国徽设计的钟灵绘制了三种党旗式样，并写信请示中央副主席。经研究，由中央组织部拟定党旗制作方案。随后，中央组织部就党旗制作作出规定：“旗面为红色，长方形，其长与高为三与二之比，旗面左上方缀黄色镰刀斧头。旗杆套为白色。”“党旗国旗同时悬挂时，国旗在右，党旗在左。”

  1951年6月17日，中央对华东局关于党旗式样的请示予以批复：“在党中央未正式规定出党旗的统一式样以前，在党的三十周年纪念时，各地可按旧例，一律采用红旗加镰刀锤头，不必在旗上加中国等字。”这是“镰刀锤头”被正式固定下来的时间点。

  1952年9月，中央办公厅就公布党旗的统一图案事项，再度发文：“中央意见，此事需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此过渡时期，只能沿旧例，仍用红旗左上角缀以锤头镰刀的样式。”“党旗上只有锤头镰刀，并无五星（苏联国旗上有五星），此点请注意。”这一个文件表明，党旗仍暂时采用“镰刀锤头”样式。

  红色旗面、黄色铁锤和镰刀组成的图案，构成了党旗的基本框架，这种基本样式沿用至今。这也是党旗旗面党徽图案从“镰刀斧头”到“镰刀锤头”的演进。斧头这个符号代表木匠。木匠是小生产者，木匠作坊发展到工厂时，木匠才进步为木工，成为无产阶级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大家可以推定：斧头这个符号的意义，是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符号；而锤子是文明完成了这个过渡的标志，是工人手中的工具，是产业工人——无产阶级的准确象征。斧头和锤头，是不同的生产形态的工具，代表的生产力水平是不一样的。锤头更多地代表着当时的先进生产力，代表着与大工业和先进生产力相联系的工人阶级。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因而的党徽采用镰刀锤头作标志，这是最科学、最适当的。

  1982年9月，十二大召开，会场主席台上方第一次悬挂了党徽。从此，会场悬挂党徽成为此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惯例。然而此时的党徽图案是方柄镰刀和方形锤头的组合，细节上仍不同于今天的党徽。

  1995年4月，中央责成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中国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1996年9月21日，经中央批准，中央办公厅印发此《规定》，指出：“中国党旗为旗面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中国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规定》共12条，对党旗党徽的性质、式样、规格、制作和使用等都作出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并附有标准图案和制法说明。至此，中国党旗党徽终于有了统一而明确的规范。

  2002年11月，十六大在北京召开。11月14日，十六大闭幕会通过了《关于〈中国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新修改的党章第十一章为“党徽党旗”，对党徽党旗图案的性质、制作和使用作出了明确规定。

  自1921年中国成立，历经81年，党徽党旗制度在党章中得以确立和规范。 （作者：杨玉珍 闫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