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伴随着伟人在城楼上的那声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个历经百年压迫和屈辱的古老国度再次呈现出焕然一新的面貌，随之而来的盛大阅兵式和群众活动有力昭示着人们对这个新兴政权的热切关注和殷殷期望。

  这是一个国家久历战争后的浴火重生，也是人民来之不易的伟大胜利。今天，我们共同来聊聊开国大典这一激动人心、难以忘怀的时刻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

  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筹备要从当年的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员会议说起。这次大会上，确定了以周恩来为常务副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并将筹备工作的起点放在了国旗、国徽的全国范围内征集和设计上面。

  征集公告很快在《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上发出并一连八天不间断刊登，目的当然是调动全国群众的积极广泛参与，为新中国的“标志”、“象征”集思广益。不仅如此，为提高国内外的传播度和群众参与度，在《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多份官方刊物中也对征求国旗国徽章图案进行了登载。

  在这种全民踊跃参与的空前热潮之下，仅历时一个月，筹备委员会便收到了近3000幅图案设计样稿。此后，评选委员会从来稿中用尽心思挑选38种国旗草图汇编而成《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于9月21日提供给全国政协第一次全员会议讨论表决。

  鲜为人知的是，我们今天熟悉的五星红旗图案最初并未入选并编入该参考资料，反而是一幅名为“星河旗”的设计图案呼声最高且备受瞩目。但素有“和平将军”之称的张治中却有不一样的意见，在他看来，国旗寓意虽好，但在全国尚未完全解放的情况下，“星河旗”上的一条横杠多少有些一分为二、南北分离的直观感觉，这与祖国统一的历史大势相悖。

  很快，这个提议得到一众代表的拥护支持，极具象征意义的“五星红旗”便自然而然的在一片呼声中被推到了台前。在著名戏剧家田汉“美丽大方且寓意深刻”的评价和坚持下，原稿作者曾联松略作调整，将属于主星中类似苏联国旗的“镰刀”、“锤子”标志去掉后，初步命名为“第32号草图”收编在参考资料中。

  9月27日，距离开国大典仅有四天的紧迫时间里，全国政协第一届全员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的决议》，其中第四点明确规定：“全体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

  与此同时，关于开国大典和阅兵式的相关流程要求也成了摆在周恩来面前的关键课题。

  首先是开国大典的地点选择。除了我们熟悉的广场之外，位于北京西郊的西苑机场也成了热门的候选地。毕竟，6个月之前，中央机关由西柏坡“进京赶考”时，这里可是举行过一次规模盛大的阅兵仪式，妥妥的“阅兵圣地”。抛开这个历史因素，西苑机场宽阔的跑道可容纳大批受阅部队，其距离市区约15公里的优势使它能有很大成效避免因阅兵带来的交通阻断影响，也正是基于种种优势，筹备委员会将其列为备选地址行列。

  当然，相比于城楼得天独厚的优势，西苑机场的不足也显得极为明显：一是没有相对壮观气派的检阅台，二是对观礼百姓往返交通而言也存在诸多不便。

  在这个问题上，一向心思缜密的周总理经过17天的反复权衡考量，最终敲定了广场为开国大典举办地。旋即，他又面临着一个紧张而现实的问题：环卫整治。

  今天的我们很难想象75年前广场的环卫保洁情况，更多的是不可思议。首先是环境卫生状况的不可思议。彼时的北京城获得解放仅半年之余，封建社会的一些残留依旧清晰可见。广场上随处可见的是摆摊的小贩、遍地的垃圾和过往络绎不绝的人群，这其中又以垃圾集聚成堆的问题最为严重，其数量已达到了惊人的20万吨。

  其次是环卫整治的效率不可思议。为了改变这种脏乱差的旧环境，在首都市政府的强力号召下，数以万计的市民在持续高涨的热情下，依靠肩挑背扛和平板车转运的形式将沉积多年的垃圾“一扫而光”，一个清洁亮堂的广场呈现在所有人面前。与此同时，市民们广泛参与到城楼的修缮工作中，以实际行动表达了对“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的支持。

  除此之外，心细如发的周恩来总理还注意到了另外一个不太容易被关注的细节——旗杆。按照观影比例要求，旗杆的高度至少要达到35米，相当于12层楼房高度，这种技术性要求在当时可以称为一个不小的挑战。

  这项艰巨且光荣的任务落在了一个叫林治远的人身上，时任北京市政设计研究院总工程师。而林治远也的确不负众望，巧妙通过自来水管焊接的方式制作出了开国大典的旗杆，并率先向筹备委员会建议采用电动升旗方式完成这一流程。在他的带领下，北京市建设局一众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反复试验，最终在开国大典当天的凌晨时分完成了设备调试，使得这场开国大典显得隆重而完美。

  做好大典仪式的同时，阅兵方队问题也是必须关注的至关重要的一环。而首当其冲的，是开国大典现场的安保工作。毕竟，此时的潜伏特务人员也蠢蠢欲动，妄图以各种各样的形式破坏我开国大典的正常进行。

  这项重任落在了时任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身上，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全力配合行动。一方面重视防空问题，在南苑机场组建飞行中队，担任开国大典期间北京市区的防空任务；另一方面，沿至路线中的每一个关键点他都亲自排查风险隐患，确保万无一失。

  安全问题得到保障后，受阅部队的次序安排便成了重中之重。陆地的方阵倒也好说，关键是空中飞行编队的检阅。一者飞机都是从解放战争时期对作战缴获或起义投诚部队带来的，质量、性能都与正常飞机不可同日而语；二者人民空军成立之初力量薄弱，制空权也未完全掌握，为保证受阅过程的安全，不得不考虑部分飞机带弹飞行。

  在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后，空军受阅部队开创了一系列诸如“带弹飞行”、“反复环绕检测”以及飞行员签订“生死状”等，这一切的背后无不体现着勇士健儿们对新中国的无限眷恋与热忱。

  时至今日，每每回想起开国大典，我们依然无比激动、无比自豪、无比热血沸腾，这是每一个中华儿女值得铭记和骄傲的时刻。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的重要时刻，我们愿意真诚的有感而发：中国人民是任何严峻的艰难困苦都没办法撼动的，中华民族是任何强大的力量都不可战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