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初期,我们忙于军事接管。同时,按照中央部署,开始筹备建国 的有关事项。1949年中期开始,一批批爱国民主人士,通过种种途径,克 服艰难险阻,从海外与港澳地区陆续到达北平,准备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 议。华北军区的部队要准备开国大典的阅兵仪式,空军、防空军要 加强空中防御,应对军队可能的空袭,任务很重。
当时国家机关尚 未正式成立,新情况下遇到有些技术疑难问题,按照 惯,经常找王诤局长去商量办理,所以电讯总局也担负了一些新的任务。
1949年9月21—30日,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怀仁堂隆 重举行,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讲话。王 诤是中国人民总部选出的政协委员,光荣地参加了大会。
那时怀仁 堂条件简陋,最早是露天的院子,四周有房子围着,后来加盖了顶棚,风 雨不受影响,可桌椅板凳还是临时安装的,会场上没有专用的电声设备。 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大会的顺利进行,王诤组织部分科学技术人员,利用缴获的音响器 材,在现场通过试验安装了扩音器,效果非常明显,受到中央主办单位的好 评。会议结束后,大会秘书处给我们有关工作人员各送了一枚政协会议纪 念章。
1949年年初,毛主席进入北平,华北军区在西郊机场组织阅兵表示欢 迎。这时他们又担负起十月一日开国大典的阅兵任务,不仅陆军的各兵种 参加检阅,空军的飞行部队与海军都要参加。这次阅兵意义重大,影响深 远,各部门都很重视,不能出任何差错。
阅兵总指挥是华北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副司令员组织实施,具 体工作由唐延杰参谋长负责。因为海空军直属军委领导,业务技术较新, 人们对陆空通信、雷达、导航等还不熟悉,所以王诤经常参加阅兵指挥的 研究,我作为秘书也随同前往做些具体工作,曾去西郊机场观看阅兵的演 练活动。
1949年,广场与现在不同。东西两侧在文化宫、中山公园门前 各有一道老式的“三座门”,坐落在长安街中间,影响交通。广场没有现 在这么开阔,从马路南边到正阳门城楼以北,东西各有一道红色围墙,把 广场包在中间,面积比现在小得多。围墙外边是街道,东边墙外是公安部 街、西边墙外是西皮市街,除商店、住宅外,有些政府机关就在这些街旁 的院落里办公。
十月一日,受阅部队集结在广场以东的街道上,从王府井、东 单、再向南延伸到东交民巷使馆区一带,步兵、骑兵、炮兵、坦克等各个 方队整齐有序,紧密相连,战士们精神抖擞,场景壮观。为了指挥方便, 沿着受阅部队所在地段,我们临时铺设了被覆线,可通有线电话,还配备 了若干部缴获的美军步线 型),能通无线电话。当朱德总司 令由阅兵总指挥陪同,乘车沿路检阅部队时,皆可随时联络,掌握情况。
麻烦的是,受阅部队通过广场,必须先经过东侧的“三座门”。 虽然有三个门洞,平常行人没问题,可是洞口较小,受阅方队到此必须 调整编队才能进入广场,然后整理队形,再继续前进接受检阅,从西边 “三座门”出去,同样也要整顿编队,才能离开广场。
机械化炮兵、坦克、 装甲运兵车等方队更麻烦,几个门洞都不好过,只能从洞外绕行,进广场 后重新编队前进。为此阅兵指挥部在东西三座门各设了一个调整点,配备通信工具,随时联络调度。
人民空军是第一次公开亮相。庆祝开国大典,要求时间正点、路线准 确地飞过上空,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以前没有做过,大家 心中没底。
好在那时市内高楼大厦不多,视野比较开阔。王诤局长与空军 领导数次去崇文门内路东的空军指挥所(早先是接收的一家外国饭 店,如今改建为“金朗大酒店”),现场研究问题。
这个饭店连地下部分只 有三四层,向东的一面大多为玻璃窗户,外边没有高大建筑,可以看得较 远。指挥所设在此处,既可提前看见飞机从东边飞来,而且它的位置在天 安门城楼南边一点,只要飞过它的上空,就可准确地飞越广场。空 军是新组建单位,各种雷达、通信、导航、探照灯等装备,皆由军委通信 部门供应保证,业务技术联系十分密切,经过反复研究,终将方案确定。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朝阳门大街344号李力与家人合影(当时李克农 在朝鲜)。
后排左起:羡蕴华(李伦的夫人)、李冰、李伦(李克农的小儿 子)、李力(李克农的二儿子)、王炎(李治的夫人)、郭芃(李力的夫人)。
前排左起:李慕兰(李治的大儿子)、老太爷、李默芳(李力的大女儿)、孙 集容(李冰的大女儿)、孙方
开国大典欢庆的同时,还要提高警惕,防止敌对势力的干扰破坏,公 安部门作了周密布置,空军与防空部队也作了相应准备。通信部门在天安 门城楼的背面架设了一部无线电台,城楼门口金水桥旁边的两个小房子里 各设了一部电台,派出报务员雷洪、申毅、谢耀恒、袁玉体、艾平等 在那里值班,随时保持与有关方面的通信联络。
一件是广场的扩音设备,由于人员多,场面大,要让所有 人员都能听清毛主席的讲话,受当时设备条件的限制,主办单位颇费周 折。
王诤局长便组织傅英豪、郭平欣及北小街工厂的习林、周炎等工程技 术人员,利用缴获美国海军登陆指挥使用的“九头鸟”扩大器,声音集 中,失真较小的特点。经过现场试验,认为效果满意,便在广场的 东西两侧各安装一组,保证了大会的顺利进行。因为那时没有无线话筒, 所以阅兵总指挥在广场上向朱德总司令报告时,只好由工作人员将安放在 路边的送话器,用手举向发话人的身边,将话音传播出去。
第二件事是电动升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盛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意义非凡,举世瞩目。广场中的旗杆已 由建设部门安装好,如果手动升旗,毛主席要从城楼走下来,升 旗后再走回去,又没有电梯,距离不近,来回耽搁时间太长,会场未免受 到影响。
王诤局长参加讨论,最后决定采取电动升旗的方案,电器部分由 军委电讯总局负责。王诤局长组织技术人员勘察设计,在旗杆上安装了电 动升降设备,又铺设了从城楼毛主席所在位置到旗杆的联接电路, 几经试验,取得成功。
开国大典升旗时,毛主席轻轻按下身边的电钮,鲜 艳的五星红旗便冉冉升起,受到全场群众的热烈欢呼。为了防备万一,我 们在旗杆旁边预备了几个工作人员,一旦电路故障,马上就用人工升旗。 结果一切顺利,这个预防的方法没有用上。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时,隆重的开国庆典真正开始。王诤局长在 城楼参加观礼,同时留意观察咱们提供的各项保障措施有无问题,听取有何新的指示。我在新搭建的东观礼台上西南角的阅兵 指挥所,就通信保障工作进行联系协调。
毛主席首先讲话,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 了”,给予全国各族人民莫大的精神鼓舞。
随后开始阅兵,总指挥 乘车从东边来到广场,朱德总司令乘车从出来,通过金水桥到达广 场,简短报告后,他们同往东边地区检阅部队,然后返回广场登上 城楼,宣布分列式开始。这时阅兵指挥所从东观礼台打出三发信号弹,其 中第二发是我打的,用的是双筒信号枪。
通过广场的受阅部队,从各个军事院校开始,接着是海军、步 兵、骑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等方队,整个活动进展比较顺 利。只是骑兵部队缺乏经验,没有事先给马安装粪兜,结果骑兵通过 后,在广场留下许多摊马粪,不大雅观。
还有一辆坦克,经过天安 门前突然熄火,后边的坦克灵活机动,把它顶了一下,两辆坦克都通过 了。通信兵方队比较特殊,别的方队整齐划一,通信兵方队前几排是背着 报话机的无线电通信兵,中间是背着电话机与“线拐子”的有线电通信 兵,后几排是背着军号的司号兵,代表简易通信人员。一个方队几种样 式,说明了通信兵的特点。
地面受阅部队临近结束,空军飞行部队准确无误地进入广场上 空,先是三架一组的战斗机,随后是轰炸机、运输机,轰鸣而过,群众第 一次看到人民空军英姿勃发,无不鼓掌欢呼。
阅兵仪式结束后,群众庆祝队伍纷纷越过广场,涌向城楼,天 安门前顿时变成人群的海洋。我们观礼台四周全是各单位参加庆典的队 伍,彩旗飞舞,人们欢呼跳跃,有的高喊口号,有的热烈鼓掌。
时间已到 下午五点多钟,临近傍晚,广场南端升起一片片绚丽多彩的焰火, 广场四周的探照灯照射出一支支明亮光束,把夜幕装扮得更加壮丽,人群 越发兴高采烈。当天夜晚,广场又组织了群众性的歌舞联欢。因为 阅兵任务已结束,我去广场看了一会儿,就回家了。
开国大典顺利完成,各方面都很高兴,北京市人民政府专门制作了一 种纪念章,发给参加工作的各单位有关人员。那时市政府在西长安街靠近 府右街拐弯处的一栋楼内办公(此楼后来是中苏友好协会办公大楼),与 西长安街三号是近邻。我接通知后,亲自到市政府办公楼从薛子正秘书长 手中领来十几枚,分别发给了有关,剩下两枚一直保存着,后来捐给 通信部陈列馆与通信局陈列室各一枚。
这个纪念章设计精美,有飘舞的五 星红旗、有城楼,还有一行小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庆典纪 念”,颇有收藏价值。只是当时制作技术不高,涂的油漆颜色容易剥落。
这段时间,我们看过几场京剧表演也很有意义。京剧是国粹艺术,年 青时代我们不懂,票价又贵,没机会观看。延安年代,遵照在文 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曾上演过新编京剧“三打祝家庄”,这是小说 《水浒传》中的故事,我们看得懂,比较感兴趣。军委三局有位名叫陈冲 的老,平常爱好京剧,也有些研究,后来调到延安京剧院,演出时他 在乐队打板鼓。
刚进北京不久,有关部门组织京剧晚会,邀请全国有名的演员为毛主 席等演出。我们先后看过“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 荀慧生、尚小云),海派老生周信芳,著名老生马连良先生等的精彩表演。
剧场最早在西单路口的长安大戏院,门面不大,甚有名气,许多观众买票 进去,我们是发的票,位置在二楼。楼梯与地板全是木结构,人们走动就 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缺乏安全感。
二层前排是一圈包厢,毛主席坐在中 间的包厢看戏,兴致勃勃,有说有笑。我们坐在两侧的包厢看戏,受视角 影响,有时看不到全景。
散戏出来,我看到公安部门为了防备火灾,演出 过程中专门派遣消防队员,配备了压水机等设备,一直守候在街上,不禁 从心里向他们表示感谢。后来的演出大都改到怀仁堂举办,这种应 急场景就没有了。
对于京剧我们虽不熟悉,但“四大名旦”的声望早就听说,能亲自看 到他们的精彩表演,过去完全不敢想象。特别是梅兰芳先生,不但技艺精湛,而且气节高尚,日伪统治时期,他蓄意留起胡须,拒绝登台表演,不 为敌人服务,这种爱国精神令人崇敬。程砚秋、周信芳先生等皆是进步人 士,群众声望甚高。统治年代,这些艺术大师很少公开露面。
全国 解放了,得到人民群众的热诚拥护,大师们纷纷上台亮相,本身就 有积极的政治意义。所以,我们欣赏他们艺术表演的同时,也感受到一种 爱国爱党的精神教育,印象非常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