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13日，港岛的天气异常晴朗。这是九龙沦陷之后的第一天。双方从睡梦中醒来，精力更加充沛，枪炮声更加不绝于耳

  英军退守香港岛之后，立即对他们的战线进行了重新布防，与日军隔海展开了炮战。

  香港岛的英军主要是以九龙码头及仓库储存军用物资为目标，集中火力轰击，以免这些物资被日军所利用。九龙的日军，立即发起了围城之战，利用炮击港岛的铜锣湾油库，使那一带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在日本陆军以九龙半岛为基地，隔着维多利亚海峡炮轰香港岛的同时，日本海、空军也全面出动了。飞机在香港岛上空盘旋扫射，军舰在香港岛四周游弋，使港岛处于日军天上、地上、海上的全面封锁包围之中。

  完成了对香港岛严密的封锁之后，酒井隆开始捧起了“和平鸽”，实施他的第二方案：逼降。

  10点整，一辆白色的小汽艇，从九龙油麻地码头启航，驶向了香港岛。汽艇里是一支特殊的武装部队，8名日本军官军服齐整，手持战刀，威风凛凛。与此相反，包括港督私人秘书夫人李氏在内的三名人质，却萎缩在船头上，浑身瑟瑟发抖，默默地流着眼泪。

  当小艇靠近港岛海岸时，香港岛的守军不知他们要干什么，以为日军又要强行登陆了，于是抓起机枪对着小艇拼命地扫射。船上的日军急了，立即拿出喇叭筒，对着岸边狂喊：

  船头的小白旗，也拼命地挥舞着，枪声仍然没有停止。于是，日军就命令船上的人质全部站到船头上。

  守军看到了白旗和人质，才恍然醒悟过来，立马停止了开火，让小艇靠岸。日军上岸之后，双方的炮火都暂时停息了，整个香港岛顿时陷入了一种难得的宁静之中。岸上的守军们，立即簇拥着三名英籍女人质，押着几名拼命挣扎着的“和平使者”，前往港督府拜见才刚刚上任两个月的港督杨慕琦先生。

  港督府里一片忙碌，满屋子都充满了打电报时发出的“滴滴答答”的电键声。桌子上，铺着一张巨大的纸，那上面画满了各式各样的符号、线条、箭头，这是一张港岛守备图。

  杨慕琦先生集军权、行政权于一身。战时公务繁多，他累得实在有点吃不消了。为了下一步的防御，他和他的同僚们正在争论得热火朝天。正在这时，有人进来报告：

  两军相争不斩来使，身为爵士的杨慕琦先生，决定对来者以礼相待，既不示弱，也不动武。

  在严肃、简陋的港督府会议厅里，杨慕琦正襟端坐，幕僚侍立两旁。侍卫长高喊：“客人到！”

  面色严峻的港督，微微欠身想乘势离开案桌，但终于他还是没挪动身子。他用充满了血丝的两眼，冷冷地扫了一下对方，问道：“请问，你们几位来有何公干?”

  来者一声不吭，示意身旁的翻译把日本的意图翻译给杨港督，并转呈上日本的劝降书。劝降书是用英文写成的，大意是说：香港弹丸之地，皇军国运正盛，不可能久守。天皇可怜你们，体恤你们的民众，所以，愿意早息刀兵。望港军识时务，立即放下武器，早日归顺大日本皇军……

  “这写的什么胡言乱语！”杨慕琦阅完，拍案而起，愤然把书信仍到了地下，声色俱厉地怒吼道：“你们侵我疆土，伤我无辜，还说什么体恤！ 我正告你们，沙场上只有站着死的英雄，没有跪着生的狗熊，你们快走吧！”

  几个日寇，从翻译那里了解到了杨港督的意图以后，顿时脸色变得铁青，立即要求返回军营。这时，几个英军军官冲上来，有的手中提着枪，有的举起了刀，要对他们来个开膛破肚。

  几个小时之后，敌人的飞机，又像一群黑压压的苍蝇，从空中的硝烟中，大摇大摆地冒出来，呼啸声震得香港岛残缺不全的楼房摇摇欲坠。密集的炮弹，就像下冰雹一样落在了商店、酒店、民房等军事目标上，连续不断地同时爆炸，腾起了一团团浓黑的烟柱。火光冲天，硝烟弥漫，十几步就看不见人。

  这时，日军地面炮火又集中火力对铜锣湾的军事目标狂轰。当油库燃烧、浓烟弥漫全港之时，成群结队的日军，乘着风雨交加，借着烟雾渡海了。

  日军首先登陆的地点是香港本岛东面的鲤鱼门，这是香港与九龙之间最近的海峡，两者相距仅有500码之遥。这里的炮台，早已被日军的重炮炸平了，所以日军随之渡海登陆，占领了这一重要据点。

  拿下鲤鱼门之后，酒井隆下令：“命令港军立即投降，这是最后通牒。否则，大日本皇军对他们决不宽容！”

  12月17日中午，天色阴暗，刮着风，两艘悬挂着白旗的日本小艇，又从九龙油麻地码头开往了香港岛。一到岸边，几名日本军人就声嘶力竭地狂吼着：“这是大日本帝国的最后通牒，希望港督立即接见我们！”

  然而，这一次，杨港督已无上一次那样的耐心了。他拒绝接见日军的来使，并且怒气冲冲地请负责接待的翻译转告日本人：“本港督受命于人，无权对投降一事作出答复。如果你们再有和平使者渡海，我们要开枪，格杀勿论！”

  酒井隆一次又一次地碰壁，气得眼里直冒绿光。整整沉默了3个小时之后，他才用指挥刀指着炮兵指挥官，狂喊着：“炸，给我把香港炸光！”

  顿时，仅有弹丸之地的香港岛，又被烧成了一片火海。炮声震天，火光冲天，烈火熊熊，日本的飞机也整天不离香港岛上空，一队接一队地俯冲投弹，无数的弹片在空中轰飞、碰撞、呼啸，不停地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

  12月18日晚，天气恶劣，黑暗像浸透了墨汁的天鹅绒挂在整个地平线上，四周静悄悄的。

  在夜色的掩护下，日军先派工兵泅水偷渡上岸，炸毁了英军的供电电源，使英军的100个探照灯全部失灵。随后，在炮火的掩护下，日寇的第228、229和230部队约7500人，分批从白角、太古等地强行登陆。

  日军凭着优势兵力，迅速攻破了港岛上的各道防线，然后立即按照既定的作战方针，扑向了香港黄泥涌水库，迅猛而准确地攻击了那里的防御工事。一颗又一颗的炮弹，准确地掉进了防御工事里，真正可以称为弹无虚发。

  “这……这……这是怎么回事?”港督杨慕琦为日军作战部署之精密、射出的炮弹之准确，深感震惊。

  很快，他镇静下来，不由想起了传说中的当年日本天皇裕仁访问香港时的那一幕。

  那一次，裕仁在香港期间，尽管整日忙于出席各种欢迎仪式，身体极为疲劳，但还是主动提出要看一看香港巨大的水库——黄泥涌水库。

  黄泥涌水库，关系着全体港人的日常生活，既不是名胜，又不是古迹，历来没有外宾参观过，按理可以礼貌地拒绝。但是，港督为了表示英国对日本亲密无间，破例慨然允许。

  裕仁参观水库时，仔细地了解了水库的各种设施和周围的地形，然后置安全于不顾，甚至冒着被朝鲜抗日义士暗杀的危险，兴致勃勃地徒步下山。

  当时，人们对裕仁为何需要坚持徒步下山深感困惑，现在，当日军的炮弹十分准确地打中了这里的防御工事时，杨慕琦才恍然大悟：原来，裕仁是为了测量距离，才执意徒步下山的，因为徒步测量比航空测量要准确得多啊！

  攻守双方都知道，夺取这座供应全岛居民饮水的黄泥涌水库，意味着什么。所以，双方都投入了很多的兵力。

  日军攻陷了黄泥涌水库后，迅速将英军逼迫到泥涌三峡和跑马地一带。敌人慢慢的接近，英军炮台上的远程大炮，已经完全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之后，日军势如破竹，右路军在北角与铜锣湾之间的海岸登陆，左路军在鲤鱼门和簸箕湾也登陆成功，中路在港岛太古船坞顺利登陆。

  港岛北部，日军攻破了英军阵地，炮轰维多利亚兵营和海军船坞。南岸日军，也攻破了赤柱村外的英军防线。

  四周很静，死一般的静。头顶的一盏吊灯，好像黑丧服似的急速地摇晃着，港督杨慕琦正趴在桌子上，认真地看着地图。他的身旁围着四五个部下，有的吸着烟，有的伏在桌子上整理来自各个阵地的战况，有的不时用铅笔在地图上画着什么，与身旁的人小声议论着。

  杨慕琦两眼盯着地图琢磨，一声不吭。一切都沉默在蓝色的、充满了刺鼻烟油味的烟雾里。

  杨慕琦看着战报，双手有些微微发抖。已经打了17天了，他细细想了一下，还从来没有哪一天像今天这样感到紧张，也没有哪一天能够像今天这样耗掉他这么多的心血、汗水，也没有哪一天像今天这样，叫他如此惴惴不安，神情紧张。

  他早就料到，香港总有一天会被日本吞掉。但是当现实来临的时候，他仍然禁不住惶恐，总觉得这一天来得太早太早，深深地伤害了他内心中所固有的“大英帝国不可侵犯”的信念。尽管他早已料到了这一场战争的结局，但是失败的阴影并没有老是纠缠着他。

  现在，整个香港岛，每一个弄堂、每一个小巷、每一个板楼，都成了战场。包围与反包围，冲锋与反冲锋，四处可见。到处是搏杀，到处是追击。

  然而，日军毕竟是太强大了，论实力，远远超出他们10倍。他手下的人马，眼下伤亡的伤亡，投降的投降，已经损耗得差不多了，而且渐有不支之势……

  然而，这时，远在万里之遥的英国伦敦，那位平时嘴上总爱叼支雪茄烟、性格倔强的、胖乎乎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可不是这种心态。

  “三军可以夺帅，但不可以夺志！”这一个道理，身为首相的丘吉尔十分懂得。因此12月21日，幽默、机智、毅力、恒心不同凡响的丘吉尔在谈到香港战事时，十分得意地向记者们宣称：“各位女士们，先生们，请你们放心，我们的港军决不会投降。我在开战之前就曾经说过，香港虽不能坚守，但一定要保卫！ ⋯⋯”

  然而十分可惜的是，这时在战火中着的英军将士们，已经不相信首相的这些“鼓励”了。

  多路日军攻上港岛之后，狂轰滥炸，被围困在孤岛之中的香港居民，煤、水、电中断，倒毙无数。

  日本封锁香港之后，港岛上的食品奇缺。这时候的港英士兵们，满心眼、满脑袋想的已是“何时能吃到一顿饱饭”了。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快要来到了，占尽了上风的日寇，也懂得其中的道理，虽然两次诱降均以失败告终，但这并没有使日寇罢手。

  趁着12月25日圣诞节的来临，他们又运用起“四面楚歌”的战术，来涣散英军的军心。

  12月22日，日军的飞机又在空中隆隆作响。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掉下来的不是炸弹，而是无数的传单。那飘飘荡荡的纸片如雨如雪，每一份传单都是用中英文写成的，写得娓娓动听。

  战争的结果已经预示，英军的投降只是时间问题。圣诞节就要到了，你们不仅精疲力尽，而且10多天来没吃过一顿饱饭。如果你们醒悟，放下武器，接受和平，那么圣诞前夕你们就可以吃一顿热气腾腾的丰盛晚餐，其它问题能从长计议。

  这一份传单，的确写得十分动听，尤其是“一顿热气腾腾的丰盛晚餐”，更是对士兵们有着无穷的吸引力。

  但是，身为港督、薪水丰厚的杨慕琦先生，当然不会受一顿“热气腾腾的丰盛晚餐”诱惑。

  2月25日上午，港督杨慕琦和英军少将马尔比，分别向英军发表了《圣诞文告》，鼓励英军将士们继续“作战到底”，抵抗日军进攻。

  但是，他的命令下达了还不到两小时，有个英军军官就冲进了港督府，急急忙忙地报告：“阁下，不好了，港府的部分军政人员乘快艇逃离港岛了。”

  这时，香港陆军司令马尔比也向杨港督报告：“阁下，我军在溃退，已无法维持有效的抵抗了，是不是?”

  门外，枪炮声突然又分外地稠密起来，港府的四周，不时能听到炸弹的爆炸声。接连不断的轰炸声，又像旋风一样，在港督府上空旋转、飞舞。

  杨慕琦站在大厅中央，脸色凝重，一声不吭。他的目光凝固了，怔怔地看着桌上早已掏出来的一支雪茄烟。看来，英军继续抵抗已无实际意义了，不可能挽回大局了，而且，英国政府事先也指示过他：如果迫不得已，可以权宜行事。

  杨慕琦仰靠在椅子上，苦苦地沉思良久，才缓慢地站起来，对他的部下慢慢吐出了一句话：“英国的投降，已经由不得我的意愿了。请你速与日军司令部联系……”

  下午，一辆挂着白旗的汽车从港督府出发，渡过维多利亚海峡，来到了九龙半岛酒店的日军司令部，向日军司令酒井隆中将表示投降。

  不久，这一辆插着白旗的汽车，又缓缓的开回了港督府；几十分钟之后，又开到跑马路。

  傍晚，6点30分，双方正式签字。随后，放下武器的英军竟有9000多人。至此，历时仅仅18天的香港保卫战，终于宣告结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港督杨慕琦悬挂白旗的旗杆，正是当年港府为欢迎裕仁悬挂日本皇太子旗的地方。

  杨慕琦刚刚发表的《圣诞文告》也成了对他行动的一个绝妙的讽刺。什么“抗战到底”? 说穿了，总督本人最终不过是个胆小鬼，是个变节投降的奴才！

  整个香港100万居民，在“和平”之中同庆圣诞节。这天的晚餐，当然是圣诞晚餐。英军在这一天是不是吃到了“热气腾腾的丰盛晚餐”已经不得而知，但在劫后余生的大多数贫民之家，绝大多数的晚餐是既没有火鸡，也没有蛋糕，《平安夜》的歌声也只是成为美好的回忆，圣诞老人总是不见露面。

  黑色的圣诞，岂止是没有火鸡、没有蛋糕可吃，甚至连饭也没有吃的人也是成千上万。在这方面，有个医生在《香港外科医生》一书中，曾有过一段真实的描写：

  从日军占领区逃出来的人，叙述日军之残酷行为使人恐怖和愤怒难安，而在大轰炸中的香港，形同人间地狱。车经湾仔，亲见尸体堆积如山，由货车装运埋葬。我奇怪这些尸体何以无臭味发出，乃停车前往观察。我发现这些尸体的足和掌是苍白色，腿胫仅剩皮骨，这是饿死者，见之悚然，而复恻然。由于炮轰与轰炸日以继夜，居民都不敢外出，饿死的贫民，其居处陋隘，尸体无法留于屋内和生人共处，因此，人们将死者抛于街头，这是街道上尸体纵横的原因。

  在当时的情形之下，棺殓是很艰难的事。在亚热带的香港，12月间的气候有时也会是相当寒冷的。饥饿者号寒，因而加速了其死亡。

  此时，香港政府举办公共食堂，以救无食之贫民。先拟征用一般餐馆，但其容量有限，而且排队者立于寒风之下，多有不支倒地者。排队费时，吃过一顿之后又去再排队。这时我出任粮食接济委员，我们鉴于公共食堂欠周，大家商量将食堂改设于各区之旷地，将可容纳得较多，并可避免房屋受轰炸所招致死伤。

  但是，我们的估计却错误了，日本飞机对于旷地上的人一样施与残害，因谋一饱的贫民受到伤害，死亡的数目可以百计。

  疫疾总是随战争而来。当香港保卫战的最后阶段，霍乱与疟疾以及其它的传染病，可怕地蔓延着，对于医生的救治工作增加了无穷的负担。那时的香港街道，完全谈不上有公共卫生，垃圾因无人清理而堆积街头，沟渠堵塞，污水四溢，到处都有腐尸，蚊蝇以此为温床，而迅速孳生繁殖，甚至在医院的手术间中也为蚊蝇的滋扰而损害到工作。

  这就是香港当年的一副黑色的图画。早在“平安夜”之前，已经饿死了数以千计的劳苦大众。他们在和平时期，谋生的手段就是到工厂做工，干搬运工，拉人力车，作小贩。一旦在炮火连天之下，工厂关门了，街上没有行人了，于是从12月11日到12月24日这10多天里，很难支持下去。

  在整个香港街头，一群又一群的人相继成了饿殍，没有饿死的又哪能希望吃到火鸡、蛋糕呢?

  12月25日子夜，礼拜天的祈祷声分外沉重。不知上帝是否得知，100年以来沉静的香港海岛，如今已经换了主人?

  兽兵奸女，滥杀无辜——“离乱之人”不如太平之犬！工厂、店铺、钱庄……四处钉满了“管理”的招牌，所谓“管理”，不过是“攫取”的别名。

  香港总督杨慕琦向日军投降的仪式，是在九龙尖沙咀半岛酒店里举行的，日军由酒井隆中将受降。

  当杨慕琦签署了投降书之后，立即被解除了军刀，脱下了他那高高的而又带结的帽子，算是解除了武装。

  从此，香港被改名为香岛，而香港的街道也换上了日本天皇的名号，如皇后大道改为中昭和通，德辅道改为中明治通，半岛大酒店改为松本大酒店，等等。

  1941年12月27日，天气非常阴冷。一群衣衫不整、面色苍白的老百姓，手持着纸做的小太阳旗，面容木然地站在香港城区的马路上。

  夺取了香港的侵略者们，一个个眉飞色舞，兴高采烈。海军、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一起排成了整齐的方阵，举着枪，踏着正步，迎接指挥官的检阅。

  在空中，30多架飞机飞来了。几架飞机还翻起了筋头，打着圈子，做着各式各样的特技表演。

  这是强盗所搞的庞大的入城式。他们海陆空三军齐进，故意装腔作势，炫耀。

  在18天的攻防战中，香港守军伤亡了4000多人，日军自己承认死伤了2700多人，实际上远远不止此数。因为伤亡惨重，所以日军占领香港后，便实行了大报复，到处肆意屠杀手无寸铁的居民。

  平时在街上，无聊的日军哨兵们的步枪，就像小孩手中的爆竹，冷不防就“嘣”地一声，立刻，就会有中国人的脑袋崩裂。当走到女人和小孩的身旁时，他们也常常弓背作出刺杀的样子吓人，甚至把活人当作他们的刺杀靶子。

  街上，日军的军车时常飞驰而过，来回巡逻的哨兵拉着刺耳的高音喇叭，不厌其烦地播放着新任港督的“晓谕”：“清查人口，关系社会安全与秩序，事件重大；对于军警执行职务，必须彻底合作，不得违抗！”

  所谓“清查人口”，实际上不过是屠杀的别名。腰挎战刀，蓄着小胡须的军曹们，领着三五个日本兵，荷枪实弹，来到早就排队恭候在门前的居民面前。

  “有！ 有的！”身为一家之主的男人，迟疑地出来，之后，一家人一个一个地被盘查。

  日军对顺民们的诚意还是不放心，他们必进屋翻检搜查一番，才能心满意足。有时对那些碍手碍脚的人物，稍不顺眼， “咚”地就是一枪。

  在一条弄堂口，一家人正垂手而立，尽可能与日军合作。瘫痪多年的祖母，一个人躺在屋子里。当清查的日寇发现这家人少了一口时，便如虎似狼般地冲进了屋里，毫不客气地把躺在床上发抖的老人抬了出来，扔到了屋外，老人当场气绝而亡……

  在另一条弄堂，日本兵在屋里发现了产妇和一名出生不久的男婴。他们以“破坏清查”为由，把产妇拖到了街上。或许是因为婴儿的啼叫声，搅了他们的兴头吧，这群衣冠禽兽，竟然把婴儿高高地举起，活活地摔死在地下。可怜的母亲，当场昏死过去。两天后，她也离开了这个充满血腥的世界。

  也许是因为他没有听见，也许是因为对方耳朵有点背，不由分说，日寇掏出机枪， “嘟嘟”地就是一梭子。顿时，血绽街头，脑浆溅地……

  为了驱赶中国人，日本人还喋喋不休地鼓吹“为了岛上的安全，要疏散居民”。在160万香港居民中，他们竟要疏散60万。于是，以此为借口，他们大批大批地捕捉市民，用船运送到内地，一赶了事。

  日军抓获的抗日人员，有1.12万人，分别囚禁在马头涌、赤柱等营房。集中营的生活，猪狗不如。囚禁在日军兵营里面的 700多名战俘，由于过分挤迫和粮食不足，许多人患上了疟疾而死亡。

  1942年9月，有700多名战俘，被押赴日本工厂、煤矿做苦工。9月27日，一艘日本轮船押解着1816名囚徒赴日本途中，结果船被美舰鱼雷击中，几乎全部死亡，很少生还。

  战败，必然是女人的灾难。对于贪欲无穷无尽的日军来说，女人与战利品没什么两样。既然战胜了，那他们就是想要什么就必须给什么。

  香港沦陷后的最初几天，是女性居民最恐怖的日子。日军指挥部为了“庆祝皇军占领香港”，宣布放假三天，纵容士兵们去抢掠烧杀，奸女。

  于是，一堆一堆的日本兵在假日中狂歌醉舞，大吃大喝到半夜，然后，便三五成群地到处闯民宅，挨家挨户地“拜访”，四处寻找“花姑娘”。

  “开门，开门，快快地开门！”大门外，发出怪叫的日本兵如狼似虎，把大门拍得咚咚作响。

  屋里瑟瑟发抖的一家老小，哪敢开门。但是， “远东马其诺防线”都没有能挡得住他们，更何况两块木板?

  嘭！ 在枪托的捶打之下，大门倒了。女人们只好东躲西藏，运气好的，躲过了他们的手电筒，运气不好的，便被狞笑着的日本兵拖了出去……

  于是，一个、两个、三个⋯⋯士兵们成群地往上涌。遭到侮辱和的妇女的年龄，从10多岁到五六十岁不等。

  许多妇女不仅被日军，还受到了许多伤害，有的牙齿被打落，有的鼻梁骨被打断，有的下身被日军的刺刀捅了无数刀。当时，香港养和医院曾经收容过不少被日本士兵而致伤的妇女。

  整个香港岛，人心惶惶，充满了恐惧。妇女们害怕被日本兵，许多人剃发改扮男装，或者用油墨、泥灰把脸涂黑，希望能逃过大难。无奈之下，有的市民想出了一些“敲山震虎”的防御办法：在每一条街、每一栋房子都串通一气事先约好——任何一家碰到日本兵都不开门，同时敲响铜锣、脸盆、提罐、洋油桶等一切可以发出声响的东西。一家敲响之后，各家一齐响应，整条街噪音喧天。这样，既提醒女人们赶快躲藏，又能使前来寻欢作乐的日本兵心惊胆战。

  虽然，香港居民想了不少办法，但面对惨无人道的兽兵，他们仍是躲不胜躲，防不胜防，时常被日本兵害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当时，香港有一个著名的女影星叫梅婍。她与有着“华南影帝”之称的张瑛，是在战火中举行婚礼的。香港沦陷后，日本兵闯进她的家里，追着梅婍，笑呵呵地叫嚷着：

  从此，受辱的阴影，总像魔鬼一样长期缠绕着梅婍，断送了她的幸福和爱情，使她抱恨终生。张瑛经过这次残酷打击之后，也变得颓废不振，整日纵情声色或沉迷于赌博，染上了赌瘾。“一代影帝”，就这样被断送了光辉的前程。

  当年，香港的一家报纸在谈到这件事时，曾经愤慨地写道：“日本兵的暴行，真是该诅咒！ 夺取人的生命仅仅是一瞬间的事，而给人一生一世的严重精神创伤，却是比夺取生命更可怕的事情。”

  当四周环海的香港岛，突然遭到日军的袭击时，不少人躲进了香港大酒店的地下室。尽管当时这里的空气非常浑浊，灯光惨淡，窗子上一律蒙着双层黑布，警报声也常常不绝于耳，可那时，人们多少还存在着幻想：

  期待中的男女们，多少觉得自身的价值、尊严还有点分量。可如今一切都没有了，什么尊严、人格，全没有了；什么财产、金银，都没有了。

  因为，自从血腥的膏药旗插上了香港岛之后，日军除了大肆屠杀居民和妇女外，还到处抢劫民财，并且有组织地大规模掠夺香港的各种物资，将它们统统地运到日本去。

  鬼子一登上香港，就在各个企业和店铺的大门上，钉上了“大日本陆军管理”或者“大日本海军管理”的牌子。比较有规模的公司、企业，多半也都被钉上写有“军搜部管理”字样的木牌。银行、钱庄、当铺，统统被钉上“金融班管理”的木牌。电影院、报馆、印刷厂等等，也都被钉上了“报导部管理”的木牌。所谓“管理”，说穿了，不过是“攫取”的别名而已。

  尽管安民告示上，日本人大书特书：“保护华人财产，香港战争不过是对付白种人的战争。”可是，许多华人店铺，从未逃脱被强行封门的命运。日军侵占香港之后，由于各个货仓都被日军所封闭，货仓里的货物，属于英商以及港英政府的当然不少，但是属于私人以及华人商号的也占了大部分。

  日军把这些货物统统“占领”，根本不顾国际公法，也无视私有财产制，不许商号依仓单提货。华商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么多东西，统统被日本人霸占。

  人们怒气冲天，曾有13位胆子大的华人代表连同其他商人，向日本的总督部请愿，要求提取存仓的货物，但立即遭到了日军的拒绝。兽兵们还挥舞着军刀，警告他们：“不准请愿！ 如再请愿，就属于不服从总督部命令，立即给予斩首示众！”

  富庶的香港，就在脚下，侵略者陶醉了。他们不光对中国仓库里的财产实行“管理”，有时还在大街上，随意喝住行人搜身，把他们的手表、照相机、金银首饰，甚至钢笔、打火机统统一律没收。遇到这一种情况，被搜查者不仅不能有丝毫反抗的现象，而且要向日本兵鞠躬致谢。倘若你敢斗胆问一句：“为什么搜我身?”

  轻者，就会赐给你一顿拳打脚踢，重者，一句“八格牙鲁”之后，紧接着就是动刀动枪。

  日军占领香港后几天内，仅仅抢掠来的照相机就堆积如山，连日本大本营闻知后也为之震惊，认为香港“确实是一块大肥肉”。于是，大本营急令香港日军指挥部：“把照相机全数上缴。”

  香港码头上，货物早已堆积如山。军营里的日本兵，不时地跨上即将远航的军舰。

  恐怕再也没比清点战利品更令侵略者趾高气扬的了，像蜜蜂一样忙个不停的日本士兵们，在一捆捆货物上、一个个麻袋上，贴着标签，那上面写着神户、横滨、东京或者别的啥地方。这么多东西，都是要运回日本本土的。

  仅在九龙仓库一处，日军抢掠运走的礼品、物品，总价值就高达10多亿日元(当时币值)。其中，许多是极为珍贵的稀有元素，如稀有元素——镭，是制造飞机上的夜光罗盘和精密钟表所必不可少的东西。1克镭，可以制造1000个夜光罗盘，当时售价竟高达2000日元。而日军在九龙仓库中抢走的镭锭，竟多达数千条。

  汽车，作为一种战略物资，也是日军所拼命搜刮的对象之一。枪炮声一停止，他们就把当时香港几乎所有的汽车，无论是大卡车，还是小轿车，还是公共汽车，全部搜刮来，集中在汇丰银行附近的一片空地上。如果没有挂着太阳旗的日本兵站在那里，人们定会以为这是一次热闹的“万国汽车博览会”。这些汽车后来大部分被运到了中国战场上，供日军使用。少数高级轿车，被送回了日本国内。还有一些用不着的汽车，就让它垂头丧气地趴在那里。

  战争期间需要大量的金、银、铜、铁，日军在香港也想方设法地搜刮，甚至连港岛皇后广场上的维多利亚女皇铜像，第十二任港督卜力爵士的铜像，汇丰银行门前的一对铜狮子，各个教堂的铜钟、铜镜等等，也统统拆卸下来运回日本。战后，英国政府向日本提出交涉，女王铜像和汇丰银行的铜狮才物归原主，而其余的，统统已被用来熔化后制造杀人武器了。

  除了明抢之外，日军还采取种种卑劣手段，巧取豪夺香港的民脂民膏。强行推行“票制度”，就是一种十足的掠夺。

  票并不是日本国家银行发行的正式货币，而只是日本政府军部发给士兵作军饷用的一种货币代用券。它没有一点黄金和物质储备作为后盾，不能在日本国内流通。为了掠夺被占领地区的人民财富，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日军每侵占一个地方，第一件事就是强行推行票制度。

  1941年12月，英军一投降，酒井隆中将就宣布票为香港的合法货币，1元手票可以兑换2 元港币。后来日军又宣布停用港币，票成为惟一合法流通的货币。不管是买主还是卖主，如果拒绝使用票，都要以“对皇军怀有敌意”论处，轻者罚款蹲大狱，重者枪毙。票兑港币的比价，也由1元手票兑2元港币，提高到兑4元港币。

  由于票没有一点物质储备作为后盾，所以在流通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迅速贬值。到1945年8月4日日本投降前夕，1000 元票只能兑4元港币。据最保守的估计，日军占领香港的期间，仅靠强制以票兑换港币，就从香港夺取了1300多万英镑。无数香港的老百姓辛苦了一生，甚至几代人积蓄起来的血汗钱，转眼之间，就被日军掠夺得一干二净。

  香港，当时是东南亚最繁华、最富庶的城市，高楼大厦栉次鳞比。日本兵侵占香港后，房屋自然也成了他们的掠夺对象。

  日本军队素有设立军妓的习惯，军妓的住所被称之为“慰安所”。凡有日军常驻的地方，都有“慰安所”。香港驻了9000多日军，当然也需要设立“慰安所”。

  1942年8月，日军的香港副总督平野茂通知防卫司令部，要在香港设立“慰安所” 500家。设立如此之多的“慰安所”，房子从哪里来? 日军司令希望能在洛克道一带建立“慰安所”，叫防卫司令部马上通知该地的居民“统统迁出”。

  防卫司令部接到命令后，立即指挥大队日军突然将洛克道封锁。大队的士兵，扛着机枪，佩着刺刀，挨家挨户地拍门，喝令居民“在三天之内全部搬出，不得留下一人！”

  为了抢房子，日军整天在街上制造恐怖气氛，列队巡逻，时而吆喝开枪，时而拘捕路人毒打，使居住在该地的居民如同生活在地狱之中。有些无家可搬的，只好在区外露宿街头。之后，日军虽然知道设立“慰安所”不必需要这么多的房屋，但是该区已经是十舍九空，没有人家再回去居住了。于是，这一带地方，后来成了日军的娱乐区，除了“慰安所”之外，还有茶楼、酒吧、菜馆。

  由于日军把大批的物资用船运往日本，致使香港市场百货奇缺，物价飞涨，粮食供应十分紧张。

  为了应付这种局面，他们强制实行了按人口售粮，每人每天只给6两4钱米。在卖米之前，日军还要挨家挨户地进行户口调查。调查方法相当残忍：每一条街的住户，不论老幼，全部站到门口，等候日军盘问，若发现人数不符，便将全家押往监狱。后来，日军发现粮食还是不够吃，认为6两4钱米仍是一项负担，干脆又把每个市民每天的口粮削减到了3两。到后来，连这3两也不能够确保，便只配给居民绿豆、浆粉。最后干脆停止对居民的一切食粮供应，宣布强迫“疏散人口”。

  那时候日军在街上见人就拉，拉了就集中起来，用帆船运到海边，许多船在途中被洗劫了。有时日军图省事，将船拉到公海之后，便惨无人道地开炮，把船击沉或放火烧毁。当时，港岛和九龙各处海岸，经常能够正常的看到被海浪冲回的尸体，有的被炮弹炸得肢体不全，有的全身被烧焦，令人惨不忍睹。

  总之，在日军占领的3年多时间里，香港人民饱尝了日本法西斯野蛮统治的苦难。战前，香港有160多万人，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仅剩下了60来万人，整个城市陷入了被毁灭的边缘。

  人们对高傲的英国人失去了信心。对于占香港人口90%的中国人来说，期待着中国队伍来解救他们，比什么都焦虑，比什么都实际。老百姓们在一起，常常这么聊天：

  人们深深地爱恋着港岛，久久地在心底盼望着：无穷的苦难何时过去? 中国人的队伍何时能开进香港? ……